第20章 治大国如烹小鲜下

第二十章治大国如烹小鲜(下)

龙轩深刻地意识到:明朝的监督体系覆盖了朝廷所有的官员,唯独不包括皇帝,甚至可以说以科道言官为首的监察体系就是皇权手中的一条疯狗。它能替皇家剔除对自己统治不稳定的因素,却也会伤及国家根本。

家和国,究竟选哪一个?

首先,皇帝会用最野蛮的杀戮方式来确保皇权不受任何挑衅,而杀戮会直接伤害到社会生产力。

朱元璋虽然也算是明朝的一位贤明君主,但是在洪武十三年的“胡狱”案中,不仅以擅权枉法罪处死了丞相胡惟庸,还以通倭、通元罪诛杀其余党,累计达三万余人;在洪武二十六年的“蓝玉”案中,以谋反罪杀死凉国公蓝玉,并株连蔓引,杀死大小官员及其族人累计达两万余人。

两案之后,朱元璋基本上将开国功臣屠戮殆荆明朝的其他皇帝虽然杀人、杀官员没有朱元璋那么多,但是在维护皇权的权威性上从没有过丝毫的让步。明成祖朱棣以凌迟的方式处死方孝孺十族,就可见一斑。

其次,至高无上的皇帝会以“一己之私为天下之公”,穷奢极欲,浪费社会生产力。明太祖朱元璋一生保持节俭,皇后还在后宫领头织布,这样的皇帝也就他一个,他的子孙都过着真正皇帝的日子,而且有些人还做得非常出格。

例如,明英宗时期,北部边防急需整饬,皇帝却将支边军费一百万万两“金花银”收归内库,供内廷使用,听任大同等军事重镇和北方防守力量的衰落,即使边军达到“饥荒旦夕难待”的状况也无动于衷,不肯将银子还给国库,最后英宗做了瓦剌人的俘虏,也算是自作自受。

明万历皇帝更是一个花钱如流水的人。“万历中年,户部岁入本折钱粮,总一千四百六十一万有奇,其折色入内库者六百余万,入太仓库者三百六十八万有奇”,国家征收的田赋,竟有三分之二流入了宫廷的内库,供万历皇帝一人使用。即使这样,银子还是不够这位神宗皇帝花,于是他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,从民间直接收取工商业者的税收供应大内。结果是“矿不必穴,而税不必商;民间丘陇阡陌,皆矿也,官吏农工,皆入税之人也”,把百姓钱财收刮一空,化国为家,真正实现了这位皇帝“朕为天子,富有四海之内,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,天下之财皆朕之财”的“豪言壮语”。

皇帝贪财好货,臣僚自然群起效仿,导致吏治的整体腐败。奉明神宗之命四处搜刮的矿监税使,就几乎个个是贪污的高手。如山西每年征解税银45200两,税监孙朝只上交内府15800两,而将29400两隐匿私吞。据内阁大学士赵志皋的揭发,矿监税使搜刮所得,“进上者什之一二,暗入私囊者什之八九”。按此估算,矿监税使从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这10年间,大约贪污私吞了黄金10万两,白银四五千万两。一般的官吏,同样是贪得无厌,不仅贪污赈灾银两、工程银两,就连赎赃银也不放过。

湖广巡抚秦耀因遭弹劾罢官,离任之时还“侵赎赃银巨万”。一些内阁大学士的屁股也不干净,如内阁首辅沈一贯,就以纳贿而著称。据载,他曾接受楚王黄金1000两、白银1万两的贿赂。左都御史丘橓曾在一份奏书里感慨道:“下官多以广交为能,或明送于公门,或暗投于原籍;上官又多以不取为拙,或充囊橐以自肥,或括金币以为赂。钱神锢臭,恬不为非,无怪乎廉白之名迹多不见于天下矣”。面对朝廷官吏的整体堕落,这一百一十个监察御史如何监督得过来!

“所以说无约束的皇权是万恶之源,无论多么缜密的监督络,如果漏掉了皇帝这条最大的鱼,监督体系最终都会变成一种摆设。而当监督体系完全失效之后,就是新一轮的王朝更替。”

龙轩感觉很可笑,自己思虑到如今,最终要解决监察体系的办法,居然是限制自家的权力。

明朝的监察权力一直掌握在皇帝手中,当皇帝勤政有为时,监察体系能够有效运作,确保吏治清明。而当皇帝出现惰政、乱政之时,监察机构就会产生异化。

异化的一种表现是,监察权力沦为政治暴力的工具。

建立严密监督系统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朝廷官员的清廉,严厉惩治贪·腐官员只是一种手段。朱元璋对贪官“剥皮揎草”,用意也只是震慑而已,希望官员都洁身自好。但是,后来的皇帝更看重的是这种生杀予夺的大权。他们利用厂卫及其他监察机构来控制朝廷官员,通过莫须有的罪名和秘密的杀戮来建立“顺我者昌、逆我者亡”的统治局面,以达到皇权的稳固,将一个正大光明的政府机构,变成了阴谋为本的特务机关。典型的背本逐末。

明朝的皇帝这样做,朝廷的官员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,同殿为臣的官员们也开始利用监察机构的权力互相攻击。在明朝,官员根据门生关系、同僚关系、同乡之谊等形成诸多的朋党,如东林党、浙党、齐党、楚党、宣党、昆党等等。各个党派为了自身的势力,相互倾轧。

而斗争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掌握监察机构,引导舆论,在官员的定期考核中清除对立党派的官员。如嘉靖时,严嵩即在监察机构内部安插自己亲信鄢懋卿、胡宗宪担任御史、巡按以打击政敌、铲除异己。徐阶力图去除严嵩,自己入阁,于是“授意御史邹应龙、林润弹劾严氏父子”。

由此开始,科道诸官沦为内阁权力斗争的鹰犬,对不同政见、不同立场的政敌,在内阁首辅或者本帮宿主的授意下“群起而逐之”。更有甚者,在明熹宗天启年间,大宦官魏忠贤权柄在握,大肆利用御史或者言官打击异己。

天启初,周宗建上书批驳魏忠贤专权用事,魏阉则指使给事中郭巩弹劾周宗建。其他科道官员如崔呈秀、倪文焕、石三畏等,御史王绍徽、崔维华等人,为魏忠贤打击东林党尽了犬马之劳。在明代后期朋党之争的漩涡,监察机构逐渐异化为政治·斗争的工具,此时的监察机构已经完全背离设置该机构的宗旨,成为了吏治进一步败坏的催化剂。

异化的另一种表现是,监察官员整体的堕落。

明洪武十三年正式确定了官员的俸禄标准,其中一品官员是87石/月、二品61石/月、三品35石/月、四品21石/月、五品16石/月、六品10石/月、www.youxs.org、www.youxs.org、www.youxs.org。对比所有的封建王朝,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最低的。而且明朝廷在发放俸禄的时候只是发放部分禄米,其他部分通过折钞的方式发放,往往是朝廷变相地克扣官员的俸禄。

所以明朝廉洁的官员都过着相当艰辛的生活。如明英宗时期,御史刘准为七品官,每月实际发放的禄米只有一石五斗,养不活一家人,病死之后,还留下向同僚借的30石米的债务无法还。

明宪宗、孝宗时的张昺,官至正四品的四川按察司副使,因病辞官后生活无着,时而断炊,死后没有钱买棺材,还要靠旁人帮村才得以埋葬。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,在右都御史的任上离世,死后清点其财产,“俸金九两,葛布一端,仅衣数件而已”。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,监察官员要保持自己的操守是需要坚强意志的。

然而,在嘉靖、隆庆、万历时期,社会风气和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、退化。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工商业经济发展带来私人经济利益增长,另一方面,明朝内廷、宗室已经完全放弃了朱元璋所主张的节俭的生活方式,整个社会奢靡之风盛行。

为了过上富足的生活,俸禄微薄的士人群体逐渐放弃了正统的儒家观念,官员变成商人,权力化作资本,官场充斥着铜臭之气,当时的状态是“大官贪污受贿致富,小官舞弊勒索济生”,几乎是无官不贪。明代士林翘楚如夏言、严嵩、徐阶、张居正无不身家百万、富可敌国。

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,虽然科道官员当初也有舍己为国、一心忠于朱家王朝千秋大业的理想,但儒家伦理价值观总归经不住私人经济利益的强烈持久冲击,最终丧失自我,成为了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。李贽是明朝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,万历五年做过姚安的知府,在面对私人利益和儒家伦理之间的挣扎,他这样自嘲“志在温饱,而自谓伯夷叔齐;质本齐人,而自谓饱道饫德”,而对当时读书人的目的也说得非常的直白:“自朝自暮,自有知识以至今日,均以耕田而求食,买地而求种,架屋而求安,读书而求科第,居官而求尊显,博风水以求福荫子孙”。久而久之,缺乏有效监督的科道官员就同样染上了官场恶习,要么逐权逐利、贪渎成风,要么随波逐流。

这些监察官员“以缄默为老成,以謇谔为矫激,已难乎其忠直亦”。而一旦监察官员开始贪赃枉法、收受贿赂、滥施淫威、巧取豪夺,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就沆瀣一气,对社会的盘剥就更加变本加厉、有恃无恐。

明朝初年的陈宁是明早期御史台的左御史大夫,在苏州时征收赋税非常苛刻,经常用烙铁烧人,当时官吏百姓都深受其苦,称其为“陈烙铁”。

嘉靖时期的赵文华,曾以右副都御史身份总督江南、浙江两省,也算是都察院的重臣了,同样也是下欺将士、上进谗言、打击异己、大肆搜刮。到了崇祯年间,“为人贪鄙无远略”的马士英,也担任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和右都御史,他在巡抚宣府时,刚到任一月就“檄取公帑数千金”。面对监察官吏普遍堕落,万历年间御史陈登云有这样的感慨,“夫台谏为天下持是非,而使人贱辱至此,安望其抗颜直绳,为国家除大奸、歼巨蛀哉”,言语之间流露出对监察系统的彻底绝望。

监察体系的两个致命缺陷,也并非明王朝所独有,可以说,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封建王朝都是这样。这也使得明王朝的监察系统逃脱不了异化的历史命运。而异化了的监察体系无法纠正官场弊政,只会加速王朝统治集团的整体腐败,最终导致了历经十七代、二百七十六年明朝的灭亡。

明王朝是一个由完全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者建立起来的帝国,其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寒微,身受贪官污吏欺压之苦,对元朝因为吏治败坏而导致亡国的教训有深刻的认识。所以,在明朝建立之初,就对国家吏治大加整饬,力求建立一个政治清明、百姓拥戴的盛世朝廷。朱元璋的确做到了这一点,从而使自己成为历史上的一代明君。然而,曾经强盛的明王朝,同样也因官员的腐化走向了灭亡,并没有逃脱封建王朝历史轮回的命运。其兴也吏治,其败也吏治。

“我算是明白父王迟迟不肯登基称帝的原因了。父王这是要先亲自打造一架关押自己的牢笼1

龙轩提笔写书:“论监察之体系独立于政权系统之外书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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