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5章 岁月绪语 10

我们一家人,除了佣人之外,都欢喜她,祖父因为宠我,更是宠她。奶娘一定要吃好的,为的是使乳水充足;要穿新的,为的是要干净。父亲不常回来,回来时看见我肥胖有趣,也觉得这奶妈不错。母亲对谁都好,对她更是格外的宽厚。奶娘常和我说:“你妈妈是个菩萨,做好人没有错处,修了个好丈夫,好儿子。就是一样,这班下人都让她惯坏了,个个作恶营私,这些没良心的人,老天爷总有一天睁开眼!”

那时我母亲主持一个大家庭,上下有三十多口,奶娘既以半主自居,又非常地爱护我母亲,便成了一般婢仆所憎畏的人。她常常拿着秤,到厨房里去称厨师傅买的菜和肉,夜里拍我睡了以后,就出去巡视灯火,察看门户。母亲常常婉告她说:“你只看管荣官好了,这些事用不着你操心,何苦来叫人家讨厌你。”她起先也只笑笑,说多了就发急。记得有一次,她哭了,说:“这些还不是都为你!你是一位菩萨,连高声说话都没说过,眼看这一场家私都让人搬空了,我看不过,才来帮你一点忙,你还怪我。”她一边数落,一边擦眼泪。母亲反而笑了,不说什么。父亲忍着笑,正色说:“我们知道你是好心,不过你和太太说话,不必这样发急,‘你’呀‘我’的,没了规矩!”我只以为她是同我母亲拌嘴,便在后面使劲地捶她的腿,她回头看看,一把拉起我来,背着就走。

说也奇怪,我的抗日思想,还是我的奶娘给培养起来的。大约是在岁的时候,有一位堂哥哥带我出去逛街,看见一家日本的御料理,他说要请我吃“鸡素烧”,我欣然答应。脱鞋进门,地板光滑,我们两人拉着手溜走,我已是很高兴。等到吃饭的时候,我和堂哥对跪在矮几的两边,上下首跪着两个日本侍女,搽着满脸满脖子的怪粉,梳着高高的髻,油香逼人。她们手忙脚乱,烧鸡调味,殷勤劝进,还不住地和我们说笑。吃完饭回来,我觉得印象很深,一进门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的奶娘。她素来是爱听我的游玩报告的,这次却睁大了眼睛,沉着脸,说:“你哥哥就不是好人,单拉你往那些地方跑!下次再去,我就告诉你的父亲打你!”我吓得不敢再说。过了许多日子,偶然同母亲提起,母亲倒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,还向奶娘解释,说:“侄少爷不是一个荒唐人,他带荣官去的地方是日本饭馆子,日本的规矩,是侍女和客人坐在一起的。”奶娘扭过头去说:“这班不要脸的东西!太太,您大门不出,二门不迈的,哪里知道这些事呀!告诉您听吧,东洋人就没有一个好的:开馆子的、开洋行的、卖仁丹的,没有一个安着好心,连他们的领事都是他们一伙,而且就是贼头。他们的饭馆侍女,就是窑姐,客人去吃一次,下次还要去。洋行里卖胃药,一吃就上瘾。卖仁丹的,就是眼线,往常到我们村里,一次、两次、三次,头一次画下了图,第二次再来察看,第三次就竖起了仁丹的大板牌子。他们画图的时候,有人在后面偷偷看过,哪地方有树,哪地方有井……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您记着我的话,将来我们这里,要没有东洋人造反,您怎样罚我都行!”父亲在旁边听着,连连点头,说:“她这话有道理,我们将来一定还要吃日本人的亏。”奶娘因为父亲赞成她,更加高兴了,说:“是不是?老爷也知道,我们那几亩地,那一间杂货铺,还不是让日本人强占去的?到东洋领事那里打了一场官司,我们孩子的爸爸回来就气死了,临死还叫了一夜:‘打死日本人,打死东洋鬼。’您看,若不是……我还不至于……”她激动得脸也红了,嘴唇哆嗦着,眼里也充满了泪光。母亲眼眶也红了。父亲站了起来,说:“荣官,你带奶娘回屋歇一歇吧。”我那时只觉得又愤激又抱愧,听见父亲的话,连忙拉她回到屋里。这一段话,从来没听见她说过,等她安静下来,我又问她一番。她叹口气抚摩着我说:“你看我的命多苦,只生了一个女儿,还长不大。只因我没有儿子,我的婆婆整天哭她的儿子,还诅咒我,说她儿子的仇,一辈子没人报了。我一赌气,便出来当奶娘。我想奶一个大人家的少爷,将来像薛仁贵似的跨海征东,堵了我婆婆的嘴,出了我那死鬼男人的气。你大了……”我赶紧搂着她的脖子说:“你放心,我大了一定去跨海征东,打死日本人,打死东洋鬼!”眼泪滚下了她的笑脸,她也紧紧地搂着我,轻轻地摇晃着,说:“这才是我的好宝贝!”

从此我恨了日本人,每次奶娘带我到街上去,遇见日本人,或经过日本人的铺子,我们互搀着的手,都不由得捏紧了起来。我从来不肯买日本玩具,也不肯接受日货的礼物。朋友们送给我的日俄战争图画,我把上面的日本旗帜,都用小刀刺穿。稍大以后,我很用心地读日本地理,看东洋地图,因为我知道奶娘所厚望于我的,除了“做大官,挣大钱,娶个好媳妇”以外,还有“跨海征东”这一件事。

我的奶娘,有气喘的病,不服北方的水土,所以我们搬到北平的时候,她没有跟去。不过从祖父的信里,常常听到她的消息,她常来看祖父,也有时在祖父那里做些短工。她自己也常常请人写信来,每信都问荣官功课如何,订婚了没有。也问北方的佣人勤谨否。又劝我母亲驭下要恩威并济,不要太容纵了他们。母亲常常对我笑说:“你奶娘到如今还管着我,比你祖父还仔细。”

母亲按月寄钱给她零用,到了我经济独立以后,便由我来供给她。我们在家里,常常要想到她、提到她,尤其是在国难期间,她的恨声和眼泪,总悬在我的眼前。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和“五四”那年,学生游行示威的时候,同学们在高呼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,我却心里在喊“打死东洋鬼”。仿佛我的奶娘在牵着我的手,和我一同走,和我一同喊似的。

抗战的前两年,我有一个学生到故乡去做调查工作,我托他带一笔款子送给我的奶娘,并托他去访问。替她照一张相片。学生回来时,带来一封书信,一张相片和一只九成金的戒指。相片上的奶娘是老得多了,那一双老眼却还是笑成两道缝。信上是些不满意于我的话,她觉得弟弟们都结婚了,而我将近四十岁还是单身,不是一个孝顺的长子。因此她寄来一只戒指,是预备送给我将来的太太的。这只戒指和一只母亲送给我的手表,是我仅有的贵重物品,我有时也戴上它,希望可以做一个“娶媳妇”的灵感!

抗战后,死生流转,奶娘的消息便隔绝了。也许是已死去了吧,我辗转都得不到一点信息。我的故乡在两月以前沦陷了,听说焚杀得很惨,不知那许多牺牲者之中,有没有我那良善的奶娘?我倒希望她在故乡沦陷以前死去。否则她没有看得见她的荣官“跨海征东”,却赶上了“东洋人造反”,我不能想象我的亲爱的奶娘那种深悲狂怒的神情……

安息吧,这良善的灵魂。抗战已进入了胜利阶段,能执干戈的中华民族的青年,都是你的儿子,跨海征东之期,不在远了!

(原载1941年9月15日重庆版《星期评论》第34期)

我的童年

我生下来七个月,也就是一九○一年的五月,就离开我的故乡福州,到了上海。

那时我的父亲是“海圻”巡洋舰的副舰长,舰长是萨镇冰先生。巡洋舰“海”字号的共有四艘,就是“海圻”、“海筹”、“海琛”、“海容”,这几艘军舰我都跟着父亲上去过。听说还有一艘叫做“海天”的,因为舰长驾驶失误,触礁沉没了。

上海是个大港口,巡洋舰无论开到哪里,都要经过这里停泊几天,因此我们这一家便搬到上海来,住在上海的昌寿里。这昌寿里是在上海的哪一区,我就不知道了,但是母亲所讲的关于我很小时候的故事,例如我写在《寄小读者·通讯十》里面的一些,就都是以昌寿里为背景的。我关于上海的记忆,只有两张相片作为根据,一张是父亲自己照的:年轻的母亲穿着沿着阔边的衣裤,坐在一张有床架和帐楣的床边上,脚下还摆着一个脚炉,我就站在她的身旁,头上是一顶青绒的帽子,身上是一件深色的棉袍。父亲很喜欢玩些新鲜的东西,例如照相,我记得他的那个照相机,就有现在卫生员背的药箱那么大!他还有许多冲洗相片的器具,至今我还保存有一个玻璃的漏斗,就是洗相片用的器具之一。另一张相片是在照相馆照的,我的祖父和老姨太坐在茶几的两边,茶几上摆着花盆、盖碗茶杯和水烟筒,祖父穿着夏天的长衫,手里拿着扇子;老姨太穿着沿着阔边的上衣,下面是青纱裙子。我自己坐在他们中间茶几前面的一张小椅子上,头上梳着两个丫角,身上穿的是浅色衣裤,两手按在膝头,手腕和脚踝上都戴有银镯子,看样子不过有两三岁,至少是会走了吧。

父亲四岁丧母,祖父一直没有再续弦,这位老姨太大概是祖父老了以后才娶的。我在一九一一年回到福州时,也没有听见家里人谈到她的事,可见她在我们家里的时间是很短暂的,记得我们住在山东烟台的时期内,祖父来信中提到老姨太病故了。当我们后来拿起这张相片谈起她时,母亲就夸她的活计好,她说上海夏天很热,可是老姨太总不让我光着膀子,说我背上的那块蓝“记”是我的前生父母给涂上的,让他们看见了就来讨人了。她又知道我母亲不喜欢红红绿绿的,就给我做白洋纱的衣裤或背心,沿着黑色烤绸的边,看去既凉爽又醒目,母亲说她太费心了,她说费事倒没有什么,就是太素淡了。的确,我母亲不喜欢浓艳的颜色,我又因为从小男装,所以我从来没有扎过红头绳。现在,这两张相片也找不到了。

在上海那两三年中,父亲隔几个月就可以回来一次。母亲谈到夏天夜里,父亲有时和她坐马车到黄浦滩上去兜风,她认为那是她在福州时所想望不到的。但是父亲回到家来,很少在白天出去探亲访友,因为舰长萨镇冰先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水手来叫他。萨镇冰先生是父亲在海军中最敬仰的上级,总是亲昵地称他为“萨统”(“统”就是“统领”的意思,我想这也和现在人称的“朱总”、“彭总”、“贺总”差不多)。我对萨统的印象也极深。记得有一次,我拉着一个来召唤我父亲的水手,不让他走,他笑说:“不行,不走要打屁股的!”我问:“谁叫打?用什么打?”他说:“军官叫打就打,用绳子打,打起来就是‘一打’,‘一打’就是十二下。”我说:“绳子打不疼吧?”他用手指比划着说:“喝!你试试看,我们船上用的绳索粗着呢,浸透了水,打起来比棒子还疼呢!”我着急地问:“我父亲若不回去,萨统会打他吧?”他摇头笑说:“不会的,当官的顶多也就记一个过。萨统很少很少打人,你父亲也不打人,打起来也只打‘半打’,还叫用干索子。”我问:“那就不疼了吧?”他说:“那就好多了……”这时父亲已换好军装出来,他就笑着跟在后面走了。

大概就在这个时候,母亲生了一个妹妹,不几天就夭折了。头几天我还搬过一张凳子,爬上床上去亲她的小脸,后来床上就没有她了。我问妹妹哪里去了,祖父说妹妹逛大马路去了,但她始终就没有回来!

一九○三至一九○四年之间,父亲奉命到山东烟台去创办海军军官学校。我们搬到烟台,祖父和老姨太又回到福州去了。

我们到了烟台,先住在市内的海军采办厅,所长叶茂蕃先生让出一间北屋给我们住。南屋是一排三间的客厅,就成了父亲会客和办公的地方。我记得这客厅里有一副长联是:

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

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

我提到这一副对联,因为这是我开始识字的一本课文!父亲那时正忙于拟定筹建海军学校的方案,而我却时刻缠在他的身边,说这问那,他就停下笔指着那副墙上的对联说:“你也学着认认字好不好?你看那对子上的山、竹、三、五、八、九这几个字不都很容易认的吗?”于是我就也拿起一支笔,坐在父亲的身旁一边学认一边学写,就这样,我把对联上的二十二个字都会念会写了,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“三坟五典八索九丘”究竟是哪几本古书。

不久,我们又搬到烟台东山北坡上的一所海军医院去寄居。这时来帮我父亲做文书工作的,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,也把家从福州搬来了,我们两家就住在这所医院的三间正房里。

这所医院是在陡坡上坐南朝北盖的,正房比较阴冷,但是从廊上东望就看见了大海!从这一天起,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。我常常心里想着它,嘴里谈着它,笔下写着它;尤其是三年前的十几年里,当我忧从中来,无可告语的时候,我一想到大海,我的心胸就开阔了起来,宁静了下去!一九二四年我在美国养病的时候,曾写信到国内请人写一副“集龚”的对联,是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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